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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

2016-06-03 16:44:06 来源:影像中国网 【合作】 作者:杨红林 编辑:z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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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3月16日,837张拍摄于1935—1937年间的珍贵原版底片颠沛多年后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此时,距离这些底片的拍摄者方大曾悄然失踪已过去了将近70年的时间。70年前,这位风华正茂的战地摄影师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战第一线,在炮火纷飞中将最新的战事信息传递到后方。然而就在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年仅25岁。

  方大曾家属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原版照片,系方大曾从绥东前线寄给母亲的肖像照,照片上有方大曾本人的亲笔题记。

  方大曾,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原因很简单,他很早就神秘失踪在了抗战最前线,可能只活了短短的25岁(1912—1937?),而他留下来的大量摄影作品也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

  然而翻阅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在80多年前,方大曾绝对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报刊上,而他的战地报道曾经与范长江等大牌记者齐名。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再度“发现”了这位抗战之初重要的战地摄影师。尽管如此,关注和研究他的也仅限于新闻界、摄影界的少数专业人士。作为近代中国摄影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方大曾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名战地记者。尽管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凡是了解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中国的卡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经历甚至比罗伯特·卡帕还要传奇,就连他遗留下的底片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也颇富传奇色彩。

绥远省天真烂漫的儿童。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据知情者介绍,方大曾失踪后,他生前所拍摄的大批底片留在北平的家里,由其母亲保存。根据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哥哥留下来的所有底片装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木箱中,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由于底片中有涉及中国政府抗战的题材,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她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只剩下一箱。1947年,方澄敏女士从重庆回到北平,开始保管这批底片。


绥远前线中国军队抗敌将士的英姿。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抄家。由于底片当中有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内容,她怕被抄后受到迫害,就将底片交给了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退休后,方澄敏一直惦记着哥哥留下的这批底片的下落。1975年的一天,她来到单位,发现用报纸包着的底片在原红卫兵组织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与一些杂物堆在一起,散落在地。她向单位说明情况,将底片要了回来。在单位食堂里,她又发现用来装底片的小木箱被当作收饭票的工具,于是向食堂解释说小木箱是她哥哥的遗物,希望能拿回去留作纪念。在征得食堂的同意后,她自己做了一个新箱子,将装底片的木箱换了回来。取回底片后,方澄敏开始整理这批底片,希望有朝一日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以此来纪念她那失踪的哥哥。

绥远前线,阵地上的中国军队机枪手。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20世纪80年代,台湾《摄影家》杂志的创办人、摄影家阮义忠通过介绍,登门拜访了住在北京协和胡同10号院的方澄敏女士。他看了底片后,认为很有价值,因此挑选了一部分拿到台湾,发表在《摄影家》杂志上(1994年第17期)。至此,湮没了半个多世纪后,方大曾拍摄的这批底片又重见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

  1989年,方澄敏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无法很好地处置这批底片,因此将其交给中国摄影出版社的陈申保管。陈申和出版社的同事一起研究了这批底片,编写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一书。

  约在1996年,方澄敏从陈申处取回照片,并于1997年托人将底片从北京带到四川,交给在四川日报当摄影记者的外甥张在璇。张在璇对底片进行整理研究,并于200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了方大曾摄影作品展,以示纪念。直至2006年3月16日,经协商,张在璇最终将这批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在方大曾的原版底片入藏国家博物馆时,我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身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当初次看到这批罕见的历史影像时,我顿时震惊了。从那时起,这位神秘的摄影师就一直紧紧吸引着我。虽然此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向公众介绍过方大曾的事迹和作品,但能够近距离同这批珍贵的藏品接触,自己显然更加幸运,而所背负的压力也更重。

  大约从2010年起,得益于工作的便利,我开始深入研究这批底片。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给研究者的鉴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透过影像我们看到,837幅画面,有老人、小孩、苦力、军人、乞丐、喇嘛、学生,有寺庙、教堂、名胜、古迹,有街巷、集市、车站、码头,有城镇、乡村、林木、山川,还有烽烟战场……而要想透过这些凌乱的“碎片”还原出大致完整的历史“拼图”,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或许是本能的好奇心在驱使,又或许是感动于摄影师的传奇与悲壮,更或许是方大曾在冥冥之中督促着我,我的心中总有一个念头在萦绕:无论存在什么困难,也一定要给逝者一个交代。

绥远抗战爆发后,赶赴前线进行慰劳活动的山西各界代表抵达集宁车站。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中国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由此,我开始了一趟漫长的“发现”之旅。仿佛一个探案者,满怀期待地叩开那扇门,瞬间走近80年前那位朝气蓬勃、才华横溢、视死如归的摄影记者,进入80年前他镜头下那个纷繁多彩的世界。

  五年来,为了搞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轨迹和这批底片的具体内容,我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的相关资料,从中获益匪浅。令人兴奋的是,结合当年报刊上方大曾所发表的各类作品,许多底片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最终真相大白,从而避免了以往一些研究者比较笼统地进行图注的尴尬。
  与此同时,还有一项意外的重大收获:在对馆藏老照片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另外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这批照片收藏在李公朴遗留的相册中,作者标注为全民通讯社。而据考证可知,全民通讯社的前身正是方大曾参与创建的中外新闻学社,而1937年8月李公朴在山西组建全民通讯社时,方大曾就是其中一员。据著名摄影家吴群1985年的怀念文章追述:“值得庆幸的是,抗战前后小方所拍的许多精彩照片及原底,大部分没有遗失。他留在北京外交部街协和胡同老家(门牌已由七号改为十号)的数百张底片及一些小样片,现在仍由其妹方澄敏完好地替他保存着。他交给天津中外新闻学社发稿的照片和底片,周勉之离津时,将它全部装在一个衣箱内随身带走。经过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未被侵略军及汉奸查出,安全到达武汉。这部分照片和底片,连同后来全民通讯社在武汉、重庆时期所拍摄的时事照片和底片,皆由吴寄寒在新中国成立后备文送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这是同志们十分珍惜小方的血汗结晶与贡献,郑重地将他的摄影遗作献给党组织,交中央存档,让小方的革命摄影业绩流传千古,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原来如此!通过将李公朴相册中保存的这批照片与当时一些报刊相对照,我们又发现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

破败的长城,流浪的人们,一切都仿佛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方大曾摄于1935年前后。

随着研究的深入,方大曾带给我的惊叹越来越多。原来在众多历史教科书、展览及出版物中流传广泛的“守卫卢沟桥”等经典照片,居然就出自他手!也正因如此,作为守护这笔宝贵遗产的责任人,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五年来,一想到方大曾这个名字,我就充满了惭愧、惶恐和痛心,当然偶尔也有振奋和期待。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还债”之旅。为了对逝者有所交代,本人撰写了一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并尽力向公众介绍他的事迹(《一名战地记者眼中的绥远抗战》,《中华遗产》2013年第7期),然而这些努力毕竟都显得太微不足道。

绥远前线,运送弹药的中国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前线,行走在荒漠上的中国军队的骆驼运输队。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似乎完全进入了80年前方大曾和他的世界,甚至偶尔在梦中也会同他相遇。梦境中,英俊爽朗的记者“小方”跃马奔驰在大草原上,然后背影便渐渐消失在大青山之巅;有时又仿佛看见他出现在绥远前线庆祝战斗胜利的人群中,他那风尘仆仆的笑脸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梦中的他似乎永远停留在25岁,任时光如何穿梭也不曾老去……

  在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中,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拍摄时间上看也比较有连贯性。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缅怀先烈,本书尝试以绥远抗战为主线索,将方大曾的摄影作品“嵌入”这段特殊的历史,旨在从中“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行将付梓之际,由我参与策划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抗战摄影展也将拉开序幕。而作为该展览的重头戏,方大曾的绥远抗战摄影展也将首次与公众见面,希望这些工作聊以告慰逝者及其家人。7月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方大曾的作品就位列其中,《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也与读者正式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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