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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可忘却的外国摄影师汤姆逊

2013-11-21 12:13:49 来源:仝冰雪的《人类的汤姆逊》 【转载】 作者: 编辑:yangzhao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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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  ——约翰·汤姆逊

       摄影术在1839年正式宣布发明后,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摄影术也被西方人带入中国。在最早来中国摄影的几个西方人中,汤姆逊并未在其中之列:  第一个来中国摄影的外国人--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Alphonse Eugène Itier ,1802-1877,1844年来华)。第一个来中国的商业摄影师--瑞士人皮埃尔·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1829-,1858年来华)。第一个拍摄大清都城的摄影师--意大利人菲利斯·比托(Felix Beato,约1830-1904,1860年来京)

       但在中国的摄影史上,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是第一个最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是第一个对中国早期摄影术进行珍贵记录的摄影家,是第一个在拍摄中国人时孜孜追求摄影审美的艺术家和沟通大师,同时还第一个对中国人民表现出广泛友好和同情的西方摄影家。


        厦门,汤姆逊和两个清兵 1871年厦门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首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汤姆逊来到时已有大量西方人在此生活。这张照片是汤姆逊在中国旅途中拍摄的为数不多的自己的肖像。从照片的构图来看,不知是汤姆逊想拍摄个人的肖像,还是想拍摄和这两个清兵的合影?当时没有自拍装置,应当是汤姆逊的翻译或"苦力"帮助他完成拍摄的。

        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

        我们研究上述提到的三位最早的摄影师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于勒·埃及尔的银版摄影主要是在澳门和广州地区,拍摄数量极少;皮埃尔·罗西耶的立体照片拍摄只覆盖了香港和广东,而菲利斯·比托的湿版摄影也局限在香港、广州、天津、北京等几个城市。相比之下,约翰·汤姆逊的摄影作品则是第一次涵盖了中国的台湾、福建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他也成为西方第一个最广泛拍摄中国的摄影家。

       回顾当时的摄影技术和中国人对摄影的认知,也许可以看出一个外国摄影师深入中国拍摄的难度。

       在1880年之前,摄影师采用的普遍是流行的湿版摄影法,摄影师不仅需要随身携带笨重的玻璃底板,还必须在拍摄现场涂布玻璃底板,现场显影和定影,因此需要随身携带移动暗房(一般是帐篷),各种药液甚至干净的清水。我们看看汤姆逊在中国的拍摄路线:广州、澳门、汕头、潮州、厦门、闽江、马尾、福州、台湾、香港、上海、胶州湾、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宜昌、九江、南京、上海、宁波等,共五千多英里行程。汤姆逊每次拍摄都需要雇佣多名"苦役"来背负笨重照相器材,还要应对气候带来的困难,1871年冬天在胶州拍摄时,他刚刚想在玻璃上涂布感光剂,就被冻住了,他只能找到炭火将冰融化。

       在汤姆逊深入内地拍摄的过程中,作为商业摄影师,没有外国部队的保护,并且不只是和中国上流社会(官员和富有阶层)打交道,汤姆逊拍摄的更多地是普通的中国人,这就要克服内地居民对摄影的恐惧。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照相机会把人的"灵魂"带走,摄影者甚至被认为是死亡的预言者,尤其对一个来自异国的白种人更为恐惧。汤姆逊亲看眼见有些中国人跪下哀求他不要把他们的影像乃至生命抓走,还有一次他在广州拍摄古塔时,被人抓住推到江水里,幸亏被两个好心的中国姑娘搭救才得以逃脱。

       广州船家女 1869-1870 当时船家没有结婚的女孩都要在自家的货船上帮助装卸货物,她头上的格子方巾是为了遮挡阳光。像她这样的贫苦女子,在结婚前一般都是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前面可以留少许刘海。虽然穿戴朴素,但女孩眼神里还是透露出掩饰不住的青春和妩媚,这样的女子表情在早期中国肖像作品中十分罕见。

       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幅幅老照片,我们应当真诚感谢汤姆逊,他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影像。

       汤姆逊当年对拍摄的中国影像有效的传播,不仅使他本人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极大促进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早期来华摄影师一般都是通过销售原版照片册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作品,比如菲利斯·比托,而皮埃尔·罗西耶则通过售卖立体照片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中国影像,这样的方式不但局限性大,而且受众面很窄,且因所配照片文字太少而不易被人深入理解。而汤姆逊则采用出版系列有关中国的照片画册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摄影成果,尤其是1873到1874年推出的《中国和中国人画报》('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采用凹版印制的方式,展示了二百幅他拍摄的中国照片精品,每幅照片都有记录式的文字说明,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先例,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成为世纪摄影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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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早期摄影术的珍贵记录

       早期的摄影师在中国被认为是匠人,在正史中鲜有记载;并且因为早期照相机的昂贵,很少有照相楼同时拥有两部相机,因此,早期中国摄影师和照相楼本身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十分少见。而约翰·汤姆逊的关于香港和北京两地摄影实践的记录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摄影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在1872年11月29号和1872年12月13日出版的《英国摄影期刊》上,汤姆逊的两篇文章系统描述了关于香港中国摄影师的活动。他介绍说,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上,有二十家中国人开的照相楼。其中,有个叫阿芳(Afong Photographer)的摄影师"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凭他的才能,甚至伦敦也能立足"。

        香港画师1869年 在摄影术发明后,由于不能放大和彩色摄影,香港照相馆的画像业曾一度繁荣。画师主要根据照片来画,收费多少依据画幅大小来定,顾客大部分是当时来港的外国海员。学徒画手和脚,师傅画面部,流水作业,一般24小时完成画像和装框。照片充分表现了画店的环境,是了解早期香港照相业的重要实证影像。


       他随后详细描写了一个叫阿洪"A-Hung"的中国人经营的照相楼,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一个清代中国照相馆的生动写照:

       进入摆满广告肖像照片的门口,登上窄窄的楼梯来到二楼的接待室,正在光着膀子的A-Hung赶紧穿上衬衫,用洋泾浜英语(注:所谓"洋泾浜英语",是指那些没有受过正规英语教育的上海人说的蹩脚英语。它的特点一是不讲语法,二是按中国话"字对字"地转成英语。)和他打着招呼。随后A-Hung 向汤姆逊介绍了中国人的摄影趣味,他说西方人总喜欢在摄影时脱离直线和垂线,而中国人喜欢直视镜头,脸部没有阴影,这样他们的朋友在远处观看照片时就能看到他们的双眼和双耳,这样才能体现一格人的全部容貌。虽然受西方摄影教育的汤姆逊并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构图太平淡了,还和A-Hung争论起来,最后,汤姆逊开玩笑地说:如果为了展示一个人的全貌,你为什么不把人的的后背和辫子也照一张,贴在正面照片的后面呢?A-Hung丝毫没有示弱,风趣地说:好建议,我考虑考虑!

       随后,他跟随A-Hung来到了另外一个小屋里,墙上挂满了肖像照片,也有画帆布上的油画肖像,当时很多照相楼同时经营画像业务,这些肖像大部分是外国人,也有很多舰船画像。四五个光着脊背,下穿绸裤的中国画家口含烟斗,一边对着照片画像,一边聊天,其中一人还在阳光中哼着小曲,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北京修脚师1871-1872 年这些修脚师不单单可以提供剪剪脚指甲等简单的服务,同时他们还是一个流动的脚医,可以根治鸡眼等各种脚病。整个画面生动有趣,把修脚师的认真、顾客的信任表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从破败的门窗上伸出头的老者,口含大烟斗,平静地欣赏修脚师的技艺,为整幅照片增加了几丝情趣。


       阿洪(A-Hung)为本地的几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拍摄了照片,他们都是一个姿势,旁边是一方几,几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束假花,背景布上装饰着两个窗帘。A-Hung给汤姆逊精心挑选的几张照片人脸都看起来很白,很平淡,汤姆逊打趣地说:你拍摄的人好像刚刚在石灰水里泡过了?A-Hung得意地说:是的,我觉得你应当喜欢他们,他们很精美,我是通过给拍摄者脸上擦粉才得到这样效果的。照相的玻璃屋里很热,拍摄者一坐下就会出汗,这样擦的粉就会很好地粘在脸上。不但本地人,连马来人和黑人到这里照相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好,成本低的更是不值一提。

       当时,阿洪(A-Hung)为本地人照片收费是12张(名片照片)收费8先令,同时,他也复制一些欧洲人拍摄的照片在自己的店里销售,这样的照片是2先令12张。

       最后,汤姆逊来到了照相的玻璃屋子里,阳光从上面照下来,令人眩目,他们坐在座位上,颈部和四肢被照相专用的铁支架固定住,然后相机被拉过来瞄准他们,长时间的曝光的好象经历了一个世纪,当最后他们听到敲击帽子的声音时,发现终于拍摄完成了。A-Hung消失在旁边的暗房里,从一个小窗户里,汤姆逊听到他在数底板:一号!(底板的数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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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汤姆逊从照相房间出来后再次环顾外屋的画师,在角落里有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长20岁的老者,他是一个在象牙上作画的缩微画师,但他每天也就工作不超过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在吸食鸦片和午休。 看到周围这些索然无味的环境,很难想象他们能够画出如此精致和美丽的缩微肖像。他们的画像主要是根据顾客的照片而作,每当顾客需要一幅缩微画像时,他们就会在顾客的照片上罩住一个带方格的玻璃,把照片分割成不同的方块,然后用铅笔在象牙上画草图,然后再根据照片内容填充。同样的方法也用在画大幅的油画肖像上,但这样的油画的不是特别精确--因为一般是几个画师合作完成一幅画,技艺高超的画师画头部,次等的画师画手部,学徒画服饰和珠宝。绘制一幅18X12英寸的画像大约需要30先令,对经常光顾港口的外国海员来说,为他们的朋友或先人画像带回国内,是一份不错的纪念品。

       广州老妪 1868-1870年汤姆逊年虽然是在大街上拍摄的这位老妪,但照片很像一个照相馆的作品。关于这位老妪和他的丈夫,汤姆逊在照片说明中写道:他们的儿子和孙子已经支撑起了这个家庭,但这位老妪仍然忙着家务。她针线活很熟练,在别人病倒时是个很好的护士。她的头发已经变细和发白了,但她每天都精心地梳理和呵护它。汤姆逊独特的拍摄视角,和老妪独特的姿势产生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从汤姆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脱胎于早期画楼的照相馆,但还保留了画楼的很多业务,这是和早期摄影技术的发展必然相关的,因为那时没有放大技术,没有彩色技术,而国外市场对大的彩色肖像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加上中国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因此,画像和摄影并存成为早期中国的照相馆一大特色,汤姆逊的那张正在画像的画师的照片也为我们考证早期中国的摄影发展提供了影像实证。

 

       和香港早期繁荣的商业摄影相比,在当时作为大清都城的北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北京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商业摄影是成立于1879年的丰泰照相馆,由辽宁法库人任庆泰(字景丰)创办,这之前,虽然1860年英国战地摄影师菲利斯·比托拍摄了大量北京的照片并得到了广泛传播,但1860到1879近二十年间的中国人的摄影实践鲜有记录,而约翰·汤姆逊在1899年出版的《镜头前的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一书中的有关描述为我们研究北京的早期摄影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根据约翰逊的记载,到1871年,至少两位北京人在进行摄影实践活动。一位是王先生,陪同约翰逊去了西郊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拍摄,王先生是当时北京工部的一位高官;另外一位叫杨方(音译),他是一名当铺的老板,早年在上海接受的教育,也学会了很多时髦的知识和西化的生活方式,很愿意和北京的外国人交朋友。杨先生邀请汤姆逊到家里做客,汤姆逊发现杨先生在家里建立了一个摄影室,自己动手配制药液,为家人拍摄了大量肖像照片,挂在自家的墙壁上。杨方还和汤姆逊交流了摄影的心得。虽然在汤姆逊的眼里,王先生和杨方还属于业余摄影师,但说明在当时的大清禁地,在皇室还没有接受摄影术的情况下,摄影术已经上流社会和民间生根发芽,开始发展了。

 

拍摄时孜孜追求摄影审美,发现细节,勤于沟通

 

       汤姆逊在香港曾广泛地和中国摄影师交往,上面我们曾提到了他和A-Hung辩论有关人像摄影角度和光线的问题,他在相关书籍中曾提到:中国人喜欢全身照,喜欢左右对称,不喜欢脸上有阴影。受到西方正统教育的汤姆逊,对中国人的摄影审美虽然能够理解,但他在摄影创作中,并没有像很多当地的外国摄影师那样单纯地迎合本地市场需求,仍然坚持以自己的艺术理念拍摄了大量中国人的肖像,为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视角保存了一份早期的历史遗存。

 

       比如在对中国人的商业肖像拍摄中,他在新加坡和香港就拍摄了大量中国人的侧面肖像,半身照片或头部特写,作为一个商业摄影师,这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很多中国客户并不喜欢这样的作品。当然在旅行拍摄中,汤姆逊也保持了他的一贯艺术创作风格,有意识地摄制了大量的特写肖像。

 

       福建厦门夫妻 1870-1871年 这是身穿传统服饰的一对厦门夫妻。根据中国习俗,当时的夫妻是不会有这样对望的姿势的,这肯定是沟通大师约翰逊的杰作。虽然,他们的表情有点勉强,目光也没有完全相对。

      另外,汤姆逊有意识地发现平凡生活之美,比如他拍摄了大量中国妇女的发式的特写照片,拍摄了大量妇女头饰的影像,从沿海的香港、厦门、福州到内地北京,从客家农妇到满清格格,这些珍贵的照片对我们研究清末女子头饰和服饰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今天我们仔细审看汤姆逊拍摄的影像时,更会被汤姆逊杰出的沟通才能所折服。我们知道,汤姆逊所使用的照相机,根据光线强度不同,曝光时间都是几秒甚至十几秒钟,但我发现,汤姆逊有意识地脱离了早期传统的拍摄静态人物的方式,拍摄了大量动态的肖像和群体照片。比如,正在喊号的更夫,正在给小姐梳头的丫鬟,正在磨刀的匠人等,这些照片,不是我们今天抓拍那么简单,而需要耐心地和被摄者沟通,甚至让他们保持某个姿态很长时间。虽然汤姆逊有中国的助手和翻译,但在当时摄影术并不太受欢迎的中国,尤其是在内陆地区,需要摄影师在一个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说服被拍摄者配合,比如如何保持姿势,尤其是保持一个真实、放松的姿势,这里面需要极大的和真诚的沟通能力。

       在汤姆逊拍摄的中国人肖像中,有不少夫妻对视、母子相望、主仆眼神交流的照片,这是不符合当时中国传统习俗的,有人说,这都是当时外国人给拍摄者银两才达到的效果。确实,当时,很多外国摄影师为了让中国人配合拍照都给一些所谓"报酬",但我认为,这样的效果更多的是汤姆逊的真诚的沟通和杰出的导演才能所取得的。他曾在游记中写道:"我主动给了住所里的小孩几个银币,但是一位老绅士不许他们接受。经过我在三解释说,这是有着吉祥象征的礼物,并非有意作为对其殷勤款待的报酬,他们才勉强收下"。可见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汤姆逊在尊重中国风俗的基础上表现出了充分的灵活性,这样也使他能够拍摄到一般西方摄影师难以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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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人民的广泛友好和同情

       翻看西方摄影师早期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大部分人是抱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对中国人充满了敌意和曲解。因此,小脚女人、乞丐等社会的阴暗面成为摄影师拍摄的主题,拍摄的人物大都神情木讷、呆板。但而当我审视汤姆逊拍摄的中国照片时,我看到的则是更多的中国人的笑脸,看到了更多的放松的中国人。

       当汤姆逊来到中国时,虽然他也身感清政府的腐败,觉得"改革应当是政府本身的改革"(《镜头前的旧中国》,第五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7月),而对中国人民,汤姆逊用切身体会说道:"我在中国的感受是: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我相信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大部分旅途中不会遇到什么敌意的对待"。可以看出,汤姆森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友善的,对中国人民是同情心的,这种思想感情也表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

        北京正在梳妆的满族女子1871-1872年在杨方先生家里,汤姆逊拍摄了满族女子梳妆的详细过程。整理头发也许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通常需要仆人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很多人使用假头髻和假发,但不用染发剂。”整个画面充满了温情和平和,也应当是汤姆逊人道主义情怀在拍摄时一个典型体现。照片中不论是温情的女主人,还是笃厚的侍女或者无邪的孩童,都带给我们一种阳光的温暖,让我们暂时忘掉了当时正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和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权。

       纵观汤姆逊拍摄的中国照片,虽然他也拍摄了达官贵人,风景名胜,但他更多是拍摄了大量普通人的生活和街头小景。在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悠闲的市民小姐,也看到了街边正在享受午餐的"苦力",还有正沉浸在欣赏"西洋景"的孩子们。可以说,在汤姆逊镜头下,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大清帝国臣民纯朴、美好的一个侧面,这样的影像不论在早期外国摄影师还是中国照相馆的拍摄中都是很少见的。这张旗人女子梳头的照片中,端坐的小姐自然、放松,面带微笑,旁边站立的丫环面容敦厚,神情专注,而一侧的孩童天真无邪,直到今天,这张照片依然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北京拍摄满族新娘的照片时,汤姆逊也了解到了这个新人未来在传统家庭中低贱地位,凝视照片,当我们被新娘精美的头饰和华丽的盛装所吸引后,更打动我们的却是新娘那忧郁的眼神和无奈的神情,这也正是作为摄影师的汤姆逊同情心的真实写照。

       汤姆逊曾说,他在中国的经历是"愉快"的,在他的游记中,我们也可以充分感受到汤姆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一种博爱的心态。在西方,汤姆逊曾经因为他对中国地形学和民族志学的记录而赢得了"中国汤姆逊"的绰号,今天,回望汤姆逊镜头下的美丽中国,我们也应该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汤姆逊"。正像汤姆逊回到伦敦关注当地百姓疾苦而赢得"街头摄影家"的赞誉一样,他的这种博爱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偏好,是他对人类普遍的同情心使然,因此,我们更应当称呼他为"人类的汤姆逊"!

       1898年,汤姆逊在他最后一部关于中国的出版物《镜头前的中国》第一章结束时曾说:"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从他毫无生气的现状中觉醒"。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他的作品第一次返回家乡之际,他善良的愿望也正在这里变成现实!

       约翰·汤姆逊生平 

       1837年6月14日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早年在当地的瓦特研究中心和艺术学校学习光学仪器制造,并学会了摄影术。

       1862年4月29日,汤姆逊出发去新加坡投奔作为钟表匠和摄影师的哥哥。并在当年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室。从此开始了记录摄影之路,拍摄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和马六甲海峡。

       1864年10月到11月,汤姆逊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拍摄了飓风袭击后的悲惨景象。

       1865年,汤姆逊卖掉了新加坡的摄影室于9月28日来到暹罗(今泰国)。拍摄了暹罗国王和大儿子。

       北京满族新娘1871-1872年汤姆逊拍摄了大量身着盛装的满族新娘的照片,但他对这些新娘的未来生活并不乐观,甚至和奴隶制相比:富人的孩子一般比穷人的孩子结婚早,但满族少女只有到了十四才能订婚。一般来说,人们会雇用媒婆来提早安排一桩婚事,但未来的主妇必需符合四个标准:一是要和蔼,二要文静,三要勤快,四要好看。对比这个新娘的盛装,她忧郁的眼神也许正反映了摄影师的心境。

       从1866年1月27日,汤姆逊开始向老挝和柬埔寨出发,拍摄了柬埔寨国王后又访问了西贡(前越南首府),然后回到泰国。大概在当年6月份返回英格兰。

       1866年,汤姆逊在爱丁堡加入了伦敦皇家民族学会,并被当选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867年,他的第一本书《古老的柬埔寨》出版。

       1867年7月,汤姆逊重返新加坡,然后到西贡停留三个月,并在1868年来到香港。在香港的皇后大道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室。

       1870年,汤姆逊挂牌出售自己在香港的摄影室,为深入到中国各地摄影做准备。从1870年末开始,汤姆逊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从广州、澳门、汕头、潮州到厦门、从闽江口进入福州马尾港,再经福州城从闽江水路抵达南平,又返回福州。1871年4月到达台湾,游览了宝岛迷人风光之后,他短暂返回香港,然后再次北上,8月到达上海,经过胶州湾和天津于1871年9月份到达北京。1871年10月底从北京出发返回上海,然后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汉口、宜昌,拍摄了长江三峡,在返回途中,又拍摄了九江、南京等城市,回到上海后又坐船到宁波然后再次返回上海。

       1872年,汤姆逊经香港返回英国,开始出版他拍摄的远东影像。

       1873年,《福州和闽江》出版。

       1873-1874年,《中国和中国人画报》出版。

       1876年和1877年,他拍摄了大量伦敦街头生活的照片,并于1878年出版了《伦敦街头生活》。

       1881年,汤姆逊在伦敦建立了自己的肖像摄影室,并被维多利亚女王指定为皇家御用摄影师。

       1886年1月,任皇家地理学会摄影顾问。

       1898年,《镜头中的中国》出版。

       1910年,汤姆逊在退休后返回爱丁堡,1921年10月7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84岁。汤姆逊1869年11月在香港与皮特里船长的女儿伊莎贝尔结婚,育有三子三女。

      ( 本文原文转载自仝冰雪的《人类的汤姆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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